五道口 | 柴麒敏：我国“双碳”战略实施与气候投融资的政策展望

讲座开始，柴麒敏首先提到气候变化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气候系统的改变，事关能源、产业、经济、贸易、金融、科技等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

从全球碳中和进程来看，目前有133个国家以不同形式提出碳中和目标，覆盖全球碳排放的83%、全球GDP的91%以及全球人口的80%，意味着《巴黎协定》正式进入实施期。

2020年9月，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且与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高度相关，更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中的主要目标之一。

目前，我国正在构建“1+N”政策体系，其核心架构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综合性政策，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单独印发的碳达峰的实施方案。例如，2021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第二个层次是重点领域或行业实施方案以及重要支撑保障措施。例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等高碳排产业领域的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关于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涉及财政、金融、碳汇能力提升、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产业赋能性的政策。

随后，柴麒敏提到，实施“双碳”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风险全球性，极端气候事件影响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日渐深重。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统计，过去50年中，有记录的全球气候灾难数量增加了5倍，经济损失增加了7倍。

二是科学紧迫性，气候变化已从代际可持续问题转变为当下危机。科学评估认为，人类社会最高能承受的温升阀值是2摄氏度，更优的情景是将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但是目前全球剩余碳排放空间仅够继续排放10年至20年左右。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将造成不可逆的全球生态危机和人类无法承受的巨大经济损失。

三是经济关联性，气候风险会影响到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全球中央银行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是导致经济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且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特征。加强金融领域的气候风险分析是推动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和宏观政策有效框架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柴麒敏表示，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新时代。实现“双碳”目标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迈上的重要台阶。在此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从自身国家利益和战略定位出发，更好地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如期实现。2020年至2035年（第一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2035年至2050年（第二阶段），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生态文明得到全面提升。

接下来，柴麒敏表示，实现《巴黎协定》下全球碳中和目标，需要重点关注长期公共资金投入和碳要素市场建设，特别是产业投资、能源市场、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等领域中新规则的制定、新共识的形成。实施碳定价机制，通过碳税和碳市场两个政策工具，矫正碳排放所产生的负外部性。

为更好发挥市场功能，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开始推动碳市场试点，2021年7月，我国正式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批纳入2162家发电企业，覆盖二氧化碳排放约为45亿吨。除电力行业外，目前还考虑纳入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民航等产业，以此形成一个多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交易的市场机制。展望未来，柴麒敏表示，为更好完善碳市场机制，还要大力发展碳金融，以碳定价为基础有序推动碳金融创新。

放眼全球，柴麒敏指出，气候变化新经济学越来越受到主流学界认同，处理好减排和增长的关系仍然是当下最为重要的发展命题，碳定价正成为主要经济体实施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大量的机构投资者深度参与到国际碳金融市场之中，特别是社保基金、养老基金及国家主权基金等长期资金持有者。

目前大概有60多个国家实施了碳定价政策，截止2022年，全球已实施25个碳市场，覆盖17%的温室气体排放，并有22个碳市场正在建设或考虑中，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东南亚，将近1/3的全球人口生活在碳市场活跃的地区。

全球碳排放交易机制逐步形成强制配额市场(CCMs)和自愿抵消市场(VCMs)，其中强制配额市场很大程度上由国家主导，而自愿抵消市场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主导。

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上，贝莱德集团、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占比较高。以欧盟市场为例，大量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既包括了世界银行、政策性银行，也包括了国家级的气候基金、传统的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保险机构、碳资产管理公司等。

目前很多金融工具或产品创新现已在碳市场中投射。例如，一级市场中的项目开发、碳信用的套利交易，二级市场中的衍生品开发、资产证券化，股权直接投资，以及将碳作为资产进行管理的新兴业务正不断地涌现出来。

国际碳金融市场主要交易的品种是碳衍生品，其中碳期货的市场份额约占全球的90%，现货市场约占10%左右。在国内，碳交易目前只启动了现货市场，所以未来在碳衍生品交易开发之后，碳市场还有较大的流动性空间。

柴麒敏进一步表示，欧美、七国集团等正在或即将采取的基于单边措施的碳贸易壁垒和绿色技术“脱钩”政策，如碳边境调节机制、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绿色供应链“碳嵌入”管理、机构碳资信评级、敏感实体清单等，将对中国等发展中贸易大国产生较为深远影响。

2023年2月，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达成共识，计划于2023年10月正式实施，针对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和氢等产品征收碳关税，且征收碳关税的目录将随着碳市场免费配额的需求增加而越来越多。

2022年7月，七国集团(G7)声明要建立“气候俱乐部”，即碳关税同盟。美国提出“清洁竞争法案”(CCA)，并于8月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其中涉及到大量限制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系列规定。

欧洲在技术标准上也考虑增加关于碳产品、碳足迹的限额。2023年7月之前发布电动汽车电池碳足迹计算方法，并设定再生材料使用最低比例。2024年7月起，只有建立碳足迹声明的可充电工业和电动汽车才能投放欧盟市场。2026年1月起，加贴碳足迹标签，欧盟将出台法规限制电池产品碳足迹的限额。2027年开始实施限值法规，适用于所有进入欧盟市场的电池。而中国作为新能源动力电池的生产大国，中国企业的产能已占据全球总产能的70%以上，这些法规的出台将对我国相关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从投资缺口来看，柴麒敏指出，公共资金不足以支持有力度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还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到气候变化领域，当前绿色金融是边际增量，未来所有的金融活动的底色都应该是绿色低碳的，要在风险管理和资产定价中体现“碳要素”的稀缺性。

据预测结果显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总资金需求规模将达约139万亿元，占到当年GDP的2.5%左右，长期资金缺口年均在1.6万亿元以上。根据信息通报，国家财政用于支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行动资金规模约为4700亿元，占财政预算比例约为2.5%。目前来看，公共资金能给予资金支持的占比在中国比其他国家稍高一点。

为实现上述规模的资金投资，我国出台了金融支持碳减排的专项政策，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2022年，我国通过“先贷后借”（本金60%、利率1.75%），发放再贷款超3000亿元，支持商业银行发放5100多亿元；创设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总规模3000亿元，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等7个领域。其中，碳减排支持工具延续实施至2024年末，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延续实施至2023年末。柴麒敏表示，接下来，我国还会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鼓励社会资本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推动更多的资金供给。

从对外投资来看，到2020年，亚投行的气候相关融资已达到核准融资总额的41%，到2023年7月，所有投资项目将实现与《巴黎协定》目标完全一致；到2025年，实现气候融资比重达到50%的目标；到2030年，累计气候融资总额将达到500亿美元。

讲座最后，柴麒敏针对在新形势下如何更高质量推动气候投融资工作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讲好美丽中国新发展故事。实施创新驱动的“双碳”行动，抢占全球零碳产业和碳金融发展的“新赛道”。

二是提升绿色公共服务水平，增加气候资金的供给和创新。完善财政、税收、产业、消费和投融资政策，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公共参与等创新手段。

三是建设碳中和创新基地，加强零碳智能技术的产业转化。谋划新型电力系统、零碳工厂和园区、零碳装备制造、氢能冶金化工、碳资源化利用等项目。

四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绿色的投资、消费和就业。提供产业和金融碳中和综合解决方案，共同分享低碳转型的绿色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