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 民营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无需额外优待民营企业,我们需要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民营企业去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民营企业提供稳定的法治环境以及破除行政性垄断。

作者 | 李伟

来源 | 财新网

 

 

 

李 伟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长江商学院大数据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亚洲市场副院长

 

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就会出现一些对民营企业非常不利的言论,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一波不大不小的思潮。

 

在这些言论的打击下,民营企业家开始产生焦虑和顾忌的情绪,在投资和招工上变的更为谨慎,这会给经济和就业都带来负面的影响。

 

为了消除这些不利影响,政府往往又会出面批评这些反对民营企业的言论,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会出台种种优待民营企业的政策。面对各方的鼓励,民营企业家紧张的心情开始放松,扩大生产的意愿也开始明显增加。

 

在这样的政策和舆论环境下,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宛如钟摆一般左右摇晃,连带着宏观经济也出现忽高忽低的震荡。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比起额外的优待或呵护,民营企业更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稳定的经营环境。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民营企业对经济的重要性,尤其是其对就业的支柱性作用不言而喻。

 

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与我们选择的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尝试了多种经济体制,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讲求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下沉到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让企业家在经济运作中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计划经济讲求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政府,让一个“全能的”中央计划者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是一种低效的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也并不总是那么美好,其也有好坏之分。

 

例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实行了休克疗法,在快速的经济改革中,大量财富被少量寡头占据,广大民众的生活则陷入困顿。

 

现在的俄罗斯实行的的确是市场经济体制,但这种市场经济缺乏公平,效率也大打折扣,不值得其他国家仿效。当然,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主流经济体在仿效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方式。

 

俄罗斯当年的经济改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其改革是在缺乏民营企业的背景下展开的。这至少造成了两个问题:

 

一是普通百姓对市场经济缺乏概念,这给寡头窃取国家财富创造了机会;

 

二是由于缺乏大量民营企业的竞争,因此很多领域的资产,尤其是资源领域的资产,没有得到合理的定价,这导致寡头以过低的价格收购这些资产。

 

与俄罗斯改革不同的是,中国在1978年之后的经济改革在一开始就采取了放开民营企业的政策,且其最初是在国有企业不涉足或者很少涉足的领域展开的,例如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然后再慢慢扩大民营企业的经营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开始逐渐收缩战线,竞争性的行业越来越多被民营企业占据。

 

这样的操作方式带来了与俄罗斯改革截然相反的结果:

 

首先,民众逐渐了解市场经济,这使得少部分人通过欺骗大众来获取利益的做法变的更为困难;

 

其次,在大量民营企业的竞争下,各种资产的价格有了较为合理的定价,这使通过低价窃取国有资产的行为变的更为困难;

 

最后,民营企业逐渐在竞争性领域占据主流地位,这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也是中国经济腾飞根本原因之一。

 

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总体上是一种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尽善尽美的,我们也仍然有诸多改进的空间,例如在国企改革中曾出现的管理层收购。

 

管理层收购本身没有问题,但一些国企的领导人通过低于市场价的方式来攫取国有资产,这就是某种形式的中饱私囊。

 

但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一方面要增长,另一方面又要转型,我们的改革思路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如此大的变化中出现一些漏洞也属于正常现象。

 

实际上,社会上时不时就出现的反对民营企业的声音,主要针对就是那些攫取大众财富的抢劫行为。

 

不可否认,有一批民营企业通过钻空子获得了发展,甚至是违法乱纪获得了发展,民众对此深恶痛绝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行为都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但如果将反对这样的行为上升到反对整个民营企业群体,那也是一种因噎废食。

 

其原因在于大部分民营企业都在创造价值,而非掠夺财富。企业创始人通过这一事业创造了一个新的大蛋糕,所有参与者都分到了蛋糕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多赢的游戏。

 

这一行为代表的是典型的企业家精神,而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企业家精神。凡是去过义乌的人几乎都会被那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而这些商品的背后正是无数的小业主。

 

中国人有着几乎与生俱来的企业家精神,只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它就会生根发芽,并逐渐成长。因此,比起额外的优待及超国民待遇,民营企业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低通胀、稳定的营商环境。

 

最关键的是,它们需要法治保障,即一套完整的、可预期的规则,它代表的是公平和正义。在这套规则下,违法乱纪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而合法经营的则会受到相应的保护。

 

实际上,除了法治之外,中国经济目前另外一个大问题是要破除行政性垄断,而非优待民营企业。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4月24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陶然在青木昌彦经济学论文奖系列高端讲堂中表示,地方政府、大银行和大石油公司等垄断部门不能说没有提供产品和服务,不过提供的是高价、低质的产品、服务,这些行业难以成为财富增长持久的来源。

 

陶然提出,若这些垄断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国内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会有效降低,油价、房价、电价都会降下来,降低垄断利润,就能产生更多内需,创造更多就业,就不会过于依赖国际市场。

 

笔者认为,假如中国经济要走向高质量增长,那么这一步是无法回避的。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我们无需额外优待民营企业,我们需要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民营企业去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民营企业提供稳定的法治环境以及破除行政性垄断。

 

这样的环境才是民营企业真正需要的东西,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民营企业才能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才能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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